●《著作权法》第三十七条保护的“版式设计”不是脱离具体出版内容的“排版方案”,而是具体的出版成果。
●即便出版者仅获得复制、发行纸质图书的普通许可,也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、期刊的版式设计。
●出版者权(版式设计权)是出版者依据《著作权法》第三十七条对具体出版成果享有的专用权。
●针对印销盗版书刊、通过网络提供数字扫描件等直接使用出版成果的侵权行为,出版者基于版式设计权维权最为直接、高效。
《著作权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,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、期刊的版式设计,权利保护期为十年。在既往涉及侵害出版者权(即版式设计权)的案例中,法院往往比对出版物的字体类型和颜色、插图位置、水印位置及排列方式、页码组合形式等排版特征。那么,《著作权法》保护的“版式设计”是指图书、期刊的排版方案吗?又该如何理解出版者权(版式设计权)的权利内涵?
“版式设计”不是排版方案,而是具体的出版成果
《著作权法》中有不少术语不能仅从字面含义理解,例如,广播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。文娱行业使用频率极高的“发行权”,其含义也与《著作权法》规定的“发行权”有所不同。《著作权法》中的“版式设计”同样不能局限于字面含义,而应当从出版者的身份及法律赋权的缘由出发,准确理解其内涵。
《著作权法》第四章规定了四类“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”。出版者作为首先获得法律赋权的邻接权主体,与后续规定的表演者、录音录像制作者、广播组织(电台、电视台)一样,都是作品的重要使用者和传播者;而该章第一节规定的“版式设计”,与后续各节规定的表演、录音录像制品、广播电视一样,都是在开发利用作品过程中产生的传播成果。
邻接权的赋权性质决定,对传播者权益的保护无法脱离其传播的内容(作品)。表演需要使用词曲、舞蹈、杂技等作品,录音录像制品和广播电视也必然呈现视听作品、表演等内容。版式设计同样必须依托具体出版内容。同理,不同出版物即使封面、装帧等近似,只要出版内容不同,就不是《著作权法》保护的同一个“版式设计”。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》第6.6条明确指出,“出版同一作品”是构成侵害版式设计权的前提条件。可见,《著作权法》第三十七条保护的“版式设计”不是脱离具体出版内容的“排版方案”,而是具体的出版成果。出版成果与邻接权保护的其他客体(表演、录音录像制品和广播电视)一样,并不限于纸质图书、期刊等有形实体,也包括可读取、可传播的各类数字格式成果。
版式设计权是出版者对出版成果享有的专用权
与设立表演者权、录音录像制作者权、广播组织权一样,《著作权法》设立出版者权(版式设计权),旨在保护出版者在传播作品过程中产生的劳动成果。通过保障出版者对其出版成果享有十年保护期,弥补其传播作品的投入,鼓励出版者积极传播各类作品。
根据《著作权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,不论出版者是否对其出版的图书、期刊中传播的作品享有著作权,或者是否取得专有许可,即便出版者仅获得复制、发行纸质图书的普通许可,也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、期刊的版式设计。针对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其出版成果的行为,出版者还可依据《著作权法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,要求行为人停止侵权、赔偿损失。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》第6.6条还特别指出:“将图书、报刊扫描复制后在互联网上传播的,构成侵害版式设计权。”可见,出版者不仅可以制止印刷、销售实体盗版书刊,还可以针对网络平台、用户擅自提供出版物数字扫描件的行为主张权利。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版式设计权保护的是具体出版成果,而不是“排版方案”,更不是出版成果中使用的作品。
综上,出版者权(版式设计权)是《著作权法》专门赋予出版者的一项独立权益,是出版者依据第三十七条对具体出版成果享有的专用权。针对印销盗版书刊、通过网络提供数字扫描件(包括阅读、下载、售卖等)等直接使用出版成果的侵权行为,出版者依据版式设计权维权最为直接、高效,甚至无需另行提供权属证明,完整出版物即可作为证明出版者身份的依据。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出版者基于版式设计权维权时,无需证明版式设计具有独创性,切勿将“版式设计”等同于封面、装帧、字体、颜色、页面、页码等可以应用于不同出版物的“排版方案”。“排版方案”构成作品(具有独创性)的,可以另行主张著作权;经过一段时间使用,成为“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包装、装潢”的,还可以主张竞争权益保护。
